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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著述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

群体事件:2009年想说少些不容易

2009-01-01 15:04 阅读(?)评论(0)
  • 2009年,各种因素将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减少群体事件,难度较大。
       首先,因各类维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增加趋势。在农村,因土地、林地和环境等问题还会产生大量纠纷,尤其要注意土地所有权之争的征地冲突和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的占地冲突;因金融危机,一些企业可能降薪维持企业生产,易引发新的劳资纠纷,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和劳动保障问题;行业性的群体如出租车司机、教师的正当权益问题;还要重视如被拆迁居民、下岗工人、离退休干部、复转军人、不能就业的大学生、大学生村官等群体的诉求。这些维权事件,直指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大都由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受损而引发,是一种反应性的抗争行动。地方政府和官员,要切实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如果仍然以“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为由,动用警力打击维权者,就可能引发恶性暴力事件,产生十分恶劣的社会后果。
       其次,因偶然事件引发的社会泄愤事件,也会时有发生。这类事件因偶然因素引起,突发性极强;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在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媒介有新特点,通过手机短信、网络传播信息、动员民众,利用民众盲从的群体心理散布谣言;有对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
        社会泄愤事件表明,国家管理社会秩序的有效性存在危机。主要有两大直接因素,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和政府管治能力的低下。受目前经济衰退的影响,社会底层群体,特别是下岗工人、不能就业的大学生、退休职工、复转军人、拆迁户等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有些连基本生活也难以保障,社会不满心理会更为严重。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对各类偶发事件不能合理处置,就有可能发生各种较大规模的社会泄愤事件。
       其三,经济纠纷也会引发官民冲突甚至骚乱事件。金融危机会引发各类经济纠纷,如果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利益受损一方可能会要求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最终演变为对政府机关、无关商店和无关民用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的骚乱行为。在目前经济增长减缓的背景下,这类事件正以多种形式发生。一定程度上,它表现了维权与社会泄愤事件的双重特征。导致这类经济纠纷向官民冲突及社会骚乱事件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制度性的,与中国各级政府长期充当着全能主义政府的角色及缺乏法治精神有关,经济纠纷利益受损者深谙“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管治逻辑,知道执政者希望社会稳定。虽然地方官员害怕上级政府“一票否决”下的责任追究,但解决这类问题的能力却十分有限。这就使这类经济纠纷向官民冲突转变并经常会向社会骚乱方向发展。
       需要指出,这些事件都不具明确的政治诉求,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并取而代之。执政者在积极应对时,要有充分的政治自信,防范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以“维稳”为名,以影响政府执政合法性为幌子,形成官官相护的利益共同体,甚至胁迫上级为其胡作非为背书。
    【南方周末】2008年12月31日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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